野馬與塵埃：梁兆熙2018個展
文/王嘉驥
靜謐、幽暗的屋內一角，久經塵封，已然不復人的記憶。人去樓空，唯存遺世之物。空間瀰漫浮塵，時間積澱其微粒為埃垢。早期的梁兆熙對於營造這類如實又如夢，予人恍如隔世的懸疑氛圍，明顯情有獨鍾。炭精幾乎是他唯一使用的媒材，沉甸甸的黑經過他作為畫家的手，厚重而反覆地擠壓、滲透，繼而堆積在紙面上。畫面既呈現一種晶亮的物質感，也給人攝影底片的負片觀感，現實世界的景象如魅如幻地藏匿其中。
沉潛與低調是梁兆熙一直以來的性格特質。千禧年前後，他曾在創作上有過一段消沉期，持續了頗長時間。重返創作以來，他的畫風也有鮮明的變化。以炭精和紙本為媒材的習慣依舊，他所描繪的景觀卻相當不同。黝黑且遺世獨立的角隅空間及罕見的標本、化石或靜物，如今多被富於自然生機的生命物種所代換，空間也明亮起來。梁兆熙過往對於殘存、遺跡、遺忘，多有影射；時間與空間被凍結，封存在某個超限的記憶時區的邊陲地帶或深處。不復抑鬱，他近年來的作品傳達了更多的隨遇而安；雖處邊境，卻是因為心遠地自偏，透出了幾分隱逸自得的存在感。
疏離、陰暗、死亡是梁兆熙舊作俯拾皆是的美感氣息；取而代之的題材，則是大量的動物，譬如馬、孔雀、貓頭鷹、兔等，以及各種植物與花卉。動物的生命動態，植物生長和花朵綻放的樣貌，成了梁兆熙近作主要的意象。尤其是，近年來，他在自己居住的巴黎郊區附近，有機會認養了小小一塊田園菜圃，用以耕種，成了業餘的城市農夫。隨着年紀漸長，他對自然與生命的珍惜之感，似乎也更具體地在畫中體現。
梁兆熙的近作看似平凡、平淡，尤其以寫生作為主要的創作手段，信手拈來的彷彿更多，不少遊戲性的筆觸，倒是彰顯了偶然的隨機之美。動物瞬間的姿態，無論動作上的爆發，或是剎那的休憩定靜，都是他捕捉入畫的對象。早年，他再現更多的是凝結或凍結的時空，為了讓「遺忘」重新出土。來到今日，人的記憶模態不再是他的主題，生命在時空中所展現的動與靜，哪怕是驀然短暫的絢麗、燦爛或靈光，似乎成爲他更感珍貴的美感質地。
近覷自然以觀照，在尋常之中體認真實，梁兆熙的作品更明白地表達自己的生活美學。寡慾少求，過簡單的生活，在靜觀自然生長的過程中，他對生命的虛與實相應更有體會。從早期開始，梁兆熙對時間就已敏感。那時，他以不變和不動為手段，以物對證時空；以微粒形態存在的浮塵和埃垢，是冥冥之中的幽微，隱而未顯，世人更經常視而無見。從靜之極到動之極，現在的梁兆熙藉馬的姿態揣摩不息之美。
塵埃與馬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。莊子曾以野馬爲借喻的對象，藉以形容如群馬奔騰，在遠處田野所鼓起的氣流。他在〈逍遙遊〉中寫道：「野馬也，塵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」在此，野馬也罷，塵埃也罷，影射的都是浮蕩不羈的生物氣息。北宋文士黃庭堅甚至進一步在詩作之中，以野馬和塵埃爲譬喻，感嘆自己昔日的經綸壯志已如雲煙，化爲烏有。比較二人之所見，前者指涉宇宙本體的自然之動；後者則是引申現象世界之所見。
視之未見並非就不存在；人生也可能如煙。塵埃蔽物，越顯遺忘；人雖不復記憶，遺跡猶存。野馬飆塵，氣息不止；望之似無，其實動蕩。生命如塵，似靜非靜，不息如馬。梁兆熙的創作思維在靜與動之間往復，尋覓可能的偏安狀態。冷眼觀照世物的同時，他也泄露個人心內之景。對比於過往，他如今的作品更如實，更具日常之態；雖靜謐如昔，卻富於生命的動感，也反映人生之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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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喜殘影如夢
——與梁兆熙在巴黎相遇
文／倪又安
再一次造訪巴黎，這回卻是冬天。據法國友人的說法，今年冬天算是特別的暖；也的確，我從網路上看到臺北近郊山區紛紛飄下雪花的照片，而巴黎只是綿綿陰雨，攝氏六七度。老早在出發之前，就已經查好要參觀哪些博物館，龐畢度中心（Centre Pompidou）當然是目標之一；除了舉世聞名的館藏現代藝術，一月多時，另外還呈現了兩檔藝術家的特展，分別為具有華裔血統的古巴畫家林飛龍（Wifredo Lam, 1902-1982），以及二戰後德國新表現主義巨擘安塞姆．基弗（Anselm Kiefer, 1945-）。
對於林飛龍，我以往只在《藝術家》出版的世界名畫家全集中草草翻過，原作則從未有機會看到。面對如此大量的作品，包括油畫、水彩、素描、版畫、插畫……，誠實的說，我並沒有辦法駐足停留太久。林飛龍的典型風格，很明顯受到畢卡索（Pablo Picasso, 1881-1973）的影響，他同樣使用形體的切割、變形與誇張化，但卻缺少畢卡索藝術內在嚴整的古典結構，同時也沒有那種能在豪邁奔放中維持一定含蓄感的手筆，以至於林飛龍的畫作顯得頗為瑣碎、花俏、刻意。特別他的大畫，更是凸顯出上述問題，依靠複雜形象所拼湊出的表象豐富，並不能掩蓋力量渙散與氣質流俗。當然，我以大量觀看畢卡索的經驗來評斷林飛龍，或許是太嚴苛了。
另一位藝術家基弗，光從展間洶湧的人潮，就不難看出巴黎觀眾對他的捧場。記得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國，也曾經在華盛頓特區的美術館裡見過他的大作，當時才二十歲、剛剛開始在美術系求學的我，確實是非常震撼的。我的震撼，一是來自於超級巨大的尺幅，二是來自於畫布表面所堆積的顏料、沙土以及鐵片等媒材的驚人厚度與量感；另外一點，是德國新表現主義與義大利超前衛藝術所代表的繪畫復興運動，自八○年代初期風靡世界藝壇並隨之席捲臺灣，直接造就了九○年代臺北畫派的走紅，我等於親眼見識到一批當紅臺灣畫家的祖師爺之一（儘管臺北畫派受義大利超前衛的啟發更顯著），內心大有「果然是祖師爺厲害」的震動。大二那年的「西洋美術史學方法」，我在戴麗卿老師的課堂上，即以德國新表現、義大利超前衛對照臺北畫派中的幾位主要旗手，並透過後殖民史觀進行分析批判。我那時的主要論點，乃認為臺北畫派所高舉的本土化，僅僅停留在符號選用以及口號呼喊的層次，而他們核心的藝術語言，依然只是一種流行的快速移植；因此九○年代評論界用臺灣主體性的立場去大力推崇臺北畫派，根本上是眼光的失準。
時隔多年，我對臺北畫派的評價不會與少年時的想法差距太遠，但另一方面，從前對於德國新表現與義大利超前衛的讚頌，如今則有了大幅度的修正。我還是相信，基弗是他那一個世代西方具象畫家中頗為傑出的一位，他的主題鮮明，表現手法強烈而具有特殊質感，繪畫的涵蓋面積本身即具有史詩般的意味；不過與二十歲的感受不同，基弗不再也無法讓我感動。走在龐畢度中心偌大的展覽會場，一座又一座殘敗傾頹的建築廢墟，一片片荒蕪孤寂的原野，那所謂沉重的歷史感與國族意象，當然是清晰存在著；但令我更加深刻感受到的，竟然是第一世界當代藝壇所流露出來一股資本主義的暴發戶氣息。面對一代大師，我的直覺使我無法照單全收，我確實不喜歡矯情與虛張聲勢，那是一種假假的味道。結束幾個小時的參觀，我到對街的超市買了一瓶氣泡水與一條法國麵包，就這麼坐在廣場上伴著寒風野餐起來。冬天的巴黎很早天色就暗了，入夜後的龐畢度中心依然燈火通明，顯得特別的輝煌。
看完龐畢度的隔天，與梁兆熙相約碰面，他特別安排一起去超過百年歷史的夏提爾食堂（Le Bouillon Chartier）晚餐。由於會面的時間尚早，熟門熟路的他便帶著我逛附近的德魯奧拍賣行（Drouot Auction）。在拍賣行裡，有許多間展廳，分別為不同類型的拍品的預展，除了骨董、珠寶、華服、家具等，當然也少不了繪畫。那天我並沒有看到什麼特別吸引人的作品，倒是其中一個拍場，牆上掛滿了大大小小的油畫，畫作並不突出，但一看就知道出自同一位作者。仔細翻了拍賣目錄與介紹，原來是位過世不久的畫家，那預估價以西歐的物價水平來說，也是出奇的低。我問梁兆熙怎麼會有那麼多單一藝術家的作品，他說這種事時常發生，很多畫家生前或默默無聞或小有名氣，死後家中留下一堆畫，後代覺得沒有什麼價值，保存麻煩又占空間，於是就整批送拍了。梁兆熙微笑著說：「當年的常玉也是如此，拍賣行裡常見啊！價錢也不貴，可惜我以前沒有買幾張，怎麼知道後來被炒成那樣。」接著他又說：「說不定有一天我的畫也這樣被送進來，沒有什麼不可能的。」我當然明白這是玩笑話，不過他那一輩的華人藝術家，到巴黎、紐約往往就抱定了客死異鄉的純粹理想，上了年紀之後的自我解嘲，聽起來總不免悲涼。
我們一同晚餐的夏提爾食堂，食物似乎不是重點，反到是猶如羅特列克（Henri de Toulouse-Lautrec, 1864-1901）畫中的昏黃光線與懷舊擺設，讓人彷彿時光倒流，置身風華絕倫的美好年代。上個世紀初巴黎畫派的年輕窮畫家們，應該就是在這樣的餐廳裡喝著紅酒高談闊論並揮霍青春吧！我與梁兆熙聊到前一天到龐畢度中心參觀的一些感想，他說他也想看基弗，只是一直還沒找到時間去，至於林飛龍，他認為在二十世紀初的西方藝壇是有一定位置的，雖然開創性與深刻度不可能與畢卡索相提並論。梁兆熙知道我對林飛龍評價不高，又特別輕鬆的對我說：「你別要求太高啊！每個年輕人剛來巴黎的時候，都夢想成為馬諦斯（Henri Matisse, 1869-1954）或畢卡索那樣的大藝術家，但真正能做到那樣高度的，以繪畫來說還是只有這兩人而已。我是已經老了，這輩子差不多就是這樣。你還年輕，還有希望。」梁兆熙的自我消遣以及給予我的「鼓勵」，其實帶著豁達與幽默；因為我知道即便讓我有十條命苦練書法，我也不可能寫得過顏真卿或蘇東坡，這道理都是一樣的。
晚餐後，梁兆熙很客氣，堅持開車載我回旅社。他說巴黎市區不大，花不了多少時間。我住在十四區，即著名的蒙帕拿斯（ Montparnasse）一帶。從右岸到左岸，一路上穿過白天市中心最熱鬧的街道，塞納河兩側燈火晃動閃爍，冬夜裡的巴黎卻有些冷清，沒有車潮，行人三三兩兩；如此褪去繁華的景緻應該才更接近這座城市原本的情調吧！他又特別繞路到傷兵院（Hotel des Invalides）方向，每一次近距離看鐵塔與遠遠望去，我的感受都十分不同。最後往蒙帕拿斯的路上，他介紹了幾間巴黎畫派年代藝術家聚集的餐廳，果然生意似乎很火熱，另外指出一條毫不起眼的暗暗的小巷子，成名之初的畢卡索曾經在那住了好幾年。那天晚上道別前，記憶特別鮮明的，梁兆熙提到他從香港來巴黎已經快滿四十年了，他淡淡而篤定的說：「我這麼多年在巴黎，這麼多年畫畫，覺得人生很值得，沒有遺憾，因為我看了太多好東西」。
一位藝術家奮鬥一生了無遺憾，只因他看了太多好東西。聽到這句話當下的瞬間，我心中就充滿了激動與感動。回到臺灣之後，總會不時想起梁兆熙那晚述說的神情和語氣，而一旦想到便久久不能平復。做一個真正的藝術家，還有什麼情操是比這般更純粹、更絕美、更高潔的呢？同樣是某種層次上表達對於時間性或歷史感的歎喟，同樣是在塵封的取景框中提取精神凝結卻稍縱即逝的片刻，基弗的油畫那麼大，梁兆熙的素描如此小；他們的差距又豈僅僅是尺幅而已，從世俗的名氣、地位、價格、排場，哪一樣不是天差地別？然而，真能打動我的，卻是梁兆熙。一封好的書信，無論情書或家書，難道不該是發乎情止乎禮、點到為止而言淺意深嗎？怎麼轉換到視覺藝術，人們的口味就變得如此之重，好像作者不灑些狗血，大家都嗅不出他是有感情的。
在電腦上看著梁兆熙近兩三年來的作品，最吸引我的還是他的動物；那些孔雀、駿馬、老虎、貓頭鷹，無不神采靈秀卻又透露出沉鬱的氣質。他特別喜歡畫馬，相較於其他題材的琢磨經營，他的馬更接近速寫，筆筆飛揚，以神馭形，既是減筆，亦為逸筆。在西方藝術史上，我會想起傑利柯（Théodore Géricault, 1791-1824）與德拉克洛瓦（Eugène Delacroix, 1798-1863），這兩位浪漫主義的天才型畫家，同樣是畫馬的能手。他們筆下的馬匹，不但強健俊美，而且洋溢著青春的風騷。梁兆熙的馬，當然也俊美風騷，但我心中不斷迴蕩著的，卻是杜甫名作〈瘦馬行〉的前幾句：「東郊瘦馬使我傷，骨骼硉兀如堵牆。絆之欲動轉欹側，此豈有意仍騰驤。……」似乎那些籠罩在微塵與微光中的美麗馬匹，都只是年邁的神駒在追憶自己風華正盛時的一幀幀殘影。這種幽邃的傷感，不會出現在傑利柯與德拉克洛瓦的畫面，而是屬於梁兆熙獨有的。
年過六十，應該不能算年輕，不過梁兆熙的筆觸，卻始終頑強，絲毫不顯老態；即便老去，老的也是一股蒼茫的意境吧！做一個半生異鄉人，異鄉早已是故鄉。畫中馬是殘影，畫家的人生又何嘗不是？且喜殘影如夢，此夢何其美，只因他看了太多好東西，那是別人永遠拿不走的。我若年老時能像梁兆熙一般，同樣無憾矣。
二○一六年四月七日寫完
